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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康:文学行为论
作者:    来源:    发布日期:2020/09/18    浏览次数: 次    分享到:



马大康简介:

 

马大康,浙江省温州市人1981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师从吕漠野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1984年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赴温州师范学院任教,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1987年在山东大学美学研究所进修。1988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师从钱中文、杜书瀛先生。1993年晋升教授。曾任温州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温州师范学院院长、温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温州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诗性语言研究”、“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问题研究”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浙江省社规划项目出版学术著作《生命的沉醉》《审美乌托邦》《诗性语言研究》《叛乱的眼睛》《文学时间研究》《文学活动论》《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文学行为论》等参与编撰教材和文学鉴赏辞典多部,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30。曾5次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研成果奖,其中,专著《诗性语言研究》《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文学行为论》分别获得浙江省第十四届、第十八届、第二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曾宪梓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代表作:《文学行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20世纪以来,以语言学的观念、范式和术语来构建文学理论是西方文论界的主导倾向,即便是文化批评,乃至当前的“后理论”,也仍然没有离开这一基础。

专著修正和改造符号学理论,吸收和融汇文化人类学、语用学、现象学、美学、心理学、行为科学、认知科学诸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人类活动作为逻辑起点,着眼于人类行为的符号特性,提出了“行为语言”这一命题,首次对“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的独特性质、施行方式和功能做出区分、甄别和阐释,破除西方的语言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把所有文化活动,包括文学活动,置于“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相互协作的过程中展开探讨,改变了文艺学已有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法,有效拓展了研究视野和研究深度,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观点,揭示了文学活动过程中体验与认知、感性与理性、无意识与意识、自主性与历史性、审美性与功利性相互融合的内在机制,并对审美性、文学性、意识形态性等做出全新的解释,同时,对中西方文论差异的根源及融合重建的具体路径做出有说服力的阐明,给文学理论,乃至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基础。专著要点如下:

1)人类文化活动是象征符号活动,而“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则是其中最原初、最基本的符号形式,其他各种类型的符号都是这两者协同生成的。可以说,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建立在“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的基础上,是这两种行为(语言)的相互协作。文学活动的独特性则在于双方的深度融合。

2)从语言哲学、符号学、现象学、文化人类学、认知科学的角度阐明“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的根本差别:“行为语言”深嵌于人的身体,是非概念的且缺乏独立性的符号系统;“言语行为”则是概念性的且享有相对独立性的符号系统。人通过行为关联世界,以“行为语言”将世界结构化并纳入己身,建立非对象性关系来把握世界,构建无意识经验,这就是体验、直觉和悟解;人又通过“言语行为”来区分人与世界,区分万物,把世界设立为人的对象世界,同时构建人类意识和人类理性,进而观察、分析和认识世界。这是两种迥然不同而又密切协作的符号活动方式,由此构建人与世界间的复杂关联。

3)“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虽然相互联系、交通,却又无法通约,双方的性质差异,赋予它们以截然不同的施行方式和功能特征,由此构成千姿百态的文化现象。“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相互协作的二维张力结构,就决定着人的世界的结构和心灵结构,决定着人类文化生产的特征和人类文明的特征。

4)专著深入阐述了文学活动发生的内在机制,认为文学活动是由“言语行为”构建一个非现实的语言世界,充分激发人的无意识,激发“行为语言记忆”,双方相互协作、深度融合的过程。人们所说的文学性、诗性就生成于两种行为(语言)共同构成的张力场中。“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的差异性决定着文学活动的特征具有双重性:如果说,“行为语言”吸引人融入作品,忘却自我,深入体验;那么,“言语行为”则重新令人出乎其外,与作品保持理性距离,构建形而上世界,思考作品的深邃意蕴。文学艺术活动亦此亦彼的矛盾特征就根源于“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两者的功能差异,文学艺术既震撼身体又启迪思想的双重性也根源于此。

5)针对行为语言、言语行为与规范性的关系问题,专著深入阐述了“社会规约”和“文化惯例”,指出社会规约、文化惯例是文学作品关联社会历史的关键所在,也是作家塑造人物、讲述故事、构建“可能世界”的依据,从而为突破叙事学的局限性和构建文化诗学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专著以“社会规约”为纽带,很好地解决了历来争论不休的文学与现实、审美与政治、独立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问题。

6)从符号活动的结构特点出发,从“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双方相互协作的二维张力结构出发,重新阐释了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中的“道”、“无”、“大象”(象罔)、“气”诸范畴,并深入阐释了中西方文论差异性的符号学根源,进而提出了融合重建文学理论的具体路径。

专著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学界重新思考文学理论,乃至重建人文学科提供了启示,奠定了新的基础,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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